把笔触放在乡村和农民身上

　　——莫言的现代主义文学

　　王洪岳

　　莫言通过其精灵般的敏锐感觉和鲸鱼般的磅礴气势，扭转了现代主义文学专注于城市、市民的路数，把写作热情、精力和重心放在乡村社会和底层农民身上，创造了“高密东北乡”，走出了一条与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本土现代派或先锋派不同的路径，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更属于他本人的崭新的现代主义之路。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期，现代主义文学在内地基本绝迹，直到朦胧诗派、实验—探索剧派、寻根派、现代派、先锋派等文学流派出现，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才又得以再现并逐渐繁荣。然而，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带有浓厚的西方和拉美印记，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式的个人主义反叛、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式的无政府主义“骚乱”，到格非的个人无意识、苏童的人性黑洞、余华的冷漠剖析、残雪的黑暗呓语等，都往往陷在对于孤立个体的叙述当中。

　　莫言在研究者看来，属于现代派或先锋派阵营的一员，不同于上述作家的地方在于，他一直把笔触放在乡村和农民身上，且把人物放在时代大背景下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加以表现。无论是当代乡村的巨变，还是作为主人公的农民命运和形象的蜕变，莫言都是将其放在一个大系统中加以观照，而不是抽象地、形而上学地表现所谓人性的本质。即使写政治运动不断的动乱年代，写遭受饥饿以致饿死的农民的悲惨遭遇，莫言也努力写出生存和生命的“乐趣”和色彩。《透明的红萝卜》中的意象营构和变形，写出了“文革”中极度贫穷的生活，但也透过这“透明的红萝卜”意象而发现了生活中些许的美好和人性人情的温暖。《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和“我爷爷”的“野合”，充满了肉欲和对传统伦理的挑战，但在追求强力和血性的故事背后，依然有创造新世界的美的活力。《天堂蒜薹之歌》直接切入现实，但非对现实亦步亦趋的书写，而是充分借鉴了意识流、梦幻、幻觉等现代小说的手法，写出了遭受巨大损失、痛苦和屈辱的农民的精神世界。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莫言的创作经历了巨大的转型，其《酒国》由实转虚，虚构与纪实、戏仿与反讽等多元叙述风格融为一体，成为非常独特的小说艺术的范本。几乎所有的当代生活景观，都在小说中予以了展演，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小说艺术的万花筒。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莫言小说创作呈现出更加磅礴和浑厚的气势，现代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手法更多地沉入对小说传统的反顾和融合当中。《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把源自民间的带有狂欢色彩的喜剧性，同故事人物所遭受的饥饿、恐惧等结合起来，构成了莫言小说创作最为辉煌和壮观的景象。

　　莫言所描写的乡村和农民形象已然与传统的乡村和农民形象大相径庭了。虽然还是乡村和农民，即使是20世纪早中期的乡村和农民，但这是经过了作家强烈的主观感觉和情感折射或过滤了的乡村和农民。西方学者曾评析道：“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美学趋向，从来都不大愿意直接如实地表明它所依托的那些社会上思想上的力量和条件。”传统的一切遭受了解构，包括莫言所熟悉的乡村农民的现实生活也同样处于被解构、被怀疑的地步，且较之城市和小市民来说更加严重。

　　传统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创作原则和手法已远远不能表达这个极其复杂的杂糅型时代和生息于其中的国人了，所以才有了莫言这样的作家，用他几十年来广泛吸收而形成的中国式现代主义进行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莫言的一系列作品，都在力图表达这一超级复杂形态中的时代和人性。这些作品主要是涉及以“高密东北乡”为基地的乡村及其剧烈演变，塑造了一大批充满生存欲望和善恶交织的乡村人物，表达了其中蕴含着的丰富复杂的人性。“酒国”的谵妄疯狂、“丰乳肥臀”的驳杂丰厚、“檀香刑”的残酷暴虐、“四十一炮”的戏谑与游戏、“生死疲劳”的无常与悲悯，以及“蛙”的象征与真实，每一部作品都是莫言用新颖的宽泛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原则所做的一次艰难而悲壮的创造。他不但彻底改变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主要描写城市和小市民的局面，而且和拉美作家们一起彻底扭转了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注目于城市和市民阶层的倾向。

　　莫言的系列创作是时代审美风尚巨大转型的一部分。英国学者麦克法兰认为：“现代主义把城市作为它的自然发源地——而这些城市又变成世界性的中心。”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断言，现代主义只能出现在欧美大城市和少数像上海这样的中国大都市中。而且，现代主义艺术所要表达的也是关乎城市、知识分子和市民的。莫言改变了这种观念，虽然他在大都市里生活，但是他创作的时候往往是在故乡高密，所写的也多是乡村生活和农民的形象、思想、情感和心理世界。然而，这也是饶有特色的成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